“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嗎？想象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中有你，一個世界中沒有你，讓兩者的difference最大，這就是你一生的意義。”這是李開復很推崇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老師的一句話。今天，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因為李開復的存在而展現的價值。
 
當記者再次捧著李開復自傳《世界因你不同》玩味這句話時，不由地想到了另外一個人，他就是北京東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集成”）董事長王戈。李開復的創新工場為創業者、為創新而搭建，目的是以天使投資的方式組建中國青年創業的“黃埔軍校”；而王戈以中國首家開展科技租賃業務的企業，在高端科技服務業的創新上先行先試，為改善和提高高科技企業的科研條件而努力，且頗見成效。

2010年，中關村有超過100多家企業使用了東方集成的“免費電子測試開放實驗室”。此外，東方集成借鑒國際先進經驗與全國各地的高科技園區合作設立“科技租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雖然政府對于中關村開放實驗室有些資助，但是，相對眾多中小企業的實驗室需求，單純靠政府資助是不足以支付成本的。東方集成在這一點上不僅是幫助政府打造軟環境，為眾多中小企業解決了儀器使用方面的難題，從長遠看，也是對科技租賃這一理念的市場戰略營銷推廣，這也是一個培養市場、教育市場的過程。從這一點來講東方集成獲益會更多。”王戈說。

中國科技租賃的開拓者

今天，說到科技租賃，很多人都不陌生；或者從百度百科里，也很容易找到相關描述甚至案例。但是對于王戈來說，是用了超前的眼光和戰略思維，以及15年的耐心蟄伏，等來了“全國領先的科技租賃服務商”和“中國電子測試與科學分析領域領先的綜合服務商”的現實成績。縱然來路辛苦，卻面對著越來越廣闊的空間和越來越少的競爭對手。

民營企業的發展，大部分是先確立一個大概的方向和戰略，剩下的是走一步看一歩。1997年，惠普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資高科技產品租賃公司，這個消息在當時并無多少人關注。雖然潛在的市場很大，但是卻很不成熟。實際上，1995年，王戈就對國際科技租賃業務進行過調研，“可是當時中國的市場情況和經濟情況，條件不成熟。”

對于當時的調研，至今王戈的印象都特別深。

“什么是科技租賃？”這是所有客戶的第一個問題。解釋完科技租賃的概念，客戶又問“怎么做？”當他再解釋清楚關于科技租賃的運營方式之后，客戶通常的回答是：“這個東西好是好，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一方面是觀念和理念上還不太能接受科技租賃這個新鮮事物，更重要的是，科研項目國家撥款的方式也讓科技租賃這一全新的市場運營模式一時無用武之地。

因此，在東方科儀工作了近10年之后，受命建立其控股公司東方集成后，王戈也是從做代理開始。慢慢從一個產品做到一個系列的產品，從一個品牌做到多個品牌，企業越做越大。做代理的同時東方集成也在進行著技術積累，“根據用戶需求，單一儀器設備是沒法滿足用戶需求的，所以這樣情況下，我們通過硬件軟件的開發，進行系統的連接和配置，根據用戶的需求進行開發，最終給客戶交付一個整個的測試系統，來滿足客戶的需要。”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形成和不斷深化，特別是大量的中小企業是從市場經濟里拼殺出來的，他們需要節約成本，科技租賃在國內逐漸有了市場的基礎。王戈說：“最近五六年，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制造業發展非常迅速，它跟全球競爭對手去競爭，就需要更加重視成本。而科技租賃恰恰是幫助他們降低成本的一種途徑和方法。我們是中國第一家做科技租賃的企業，開創了國內科技租賃的市場。”

關于科技租賃的好處，王戈總結為四點：第一是作為一個產能調控的手段，科技租賃大幅度降低了制造企業生產制造的成本；第二，在企業科研研究的時候，通過租賃儀器來降低科技投入的風險；第三采用租賃的方式，大大降低工程項目的成本；第四，科技租賃還是表外融資的一種手段。

東方集成定位為中國電子測試與科學分析綜合服務商，“整體來講，就是對很多集團性的、全國性的大客戶的儀器綜合管理進行外包管理和服務。舉例來說，某一個大型公司，在全國有二十多個分支機構，儀器儀表設備就有七八千臺，價值一兩億元。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出現的問題是：甲地的儀器在閑置，用完之后無人管理，乙地卻急需相關儀器設備，而丙地儀器冗余。如果進行管理，涉及三方面的問題：第一是人力資源和網絡投入比較大，管理非常復雜；第二，儀器儀表是專業設備，每年要定期進行計量、校準、保養；第三，牽涉全國各個地方的配置和調動問題，既要解決各個地方的實際需要，但是各個地方又有峰值和低谷的問題，還要解決專業的運輸和配送。如果全部打包下來之后，會變成什么呢？通過互聯網管理，給客戶一個界面，上萬技術人員的使用，通過互聯網提交申請，在后臺進行數據處理。客戶只需要告訴我們比如甲地下周三使用某儀器，儀器會按時送上門來，而且還保證調配的儀器可以使用，在計量校準的有限期內。用完之后，還有人門對門地收回去。這個過程說起來很簡單，但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相當復雜，后面不僅有技術支撐問題，還有物流配送、IT系統支撐問題，以及企業對整個運營模型的了解。這就到達了金字塔的最高一層，我們稱之為，專業的科技資產外包服務。這是企業發展更高的階段。”王戈說，“所以，我們是一步步成長起來的，隨著金字塔從底端到上端，技術要求的復雜程度和門檻越來越高，毛利率也越來越高，競爭對手卻越來越少，因為門檻太高了。”

中關村文化的傳承者

東方集成和中關村的關系不僅僅是屬地企業。作為創業者，王戈有著中關村創業者最典型的身份和特色背景：來自中科院，有著中科院物理所多年科研工作經歷，隨后加入東方科儀集團（中科院成立最早的公司，東方集成的控股股東）；而作為中關村企業，東方集成有著典型的中關村創業企業的發展路徑，“只有幾個人、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就開始起家了，每年只有一兩百萬元的生意，然后逐漸做大至今天的規模。”經歷了代理、增值銷售、應用系統集成、科技租賃，到中國電子測試與科學分析綜合服務商的戰略定位，東方集成在2010年實現了近4億元的營業收入。

正因為其典型性，相比大量埋頭自身發展，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企業，王戈和東方集成也有典型的中關村知識分子創業憂國憂民的文化傳承。王戈將東方集成參與建設“科技租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和掛牌“免費電子測試開放實驗室”看作是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我們切實要幫中關村解決的一個問題。”

中關村的目標是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海淀園作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核心區，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提出，“作為創新功能的主要承載區、高端要素聚集區，要按照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在創新能力提升、科技金融、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方面發揮更強的支撐作用。”但是，王戈卻有他的憂慮，“中關村2萬多家企業，核心區1萬7千多家，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中關村真正需要政府和政策來解決問題和困難的都是金字塔底座，都是中小企業。如果不能解決這些金字塔底座的中小企業的問題，那么也就不能產生出金字塔尖的那些大企業來。這些中小企業非常困難，標準的三四十人、創業兩三年、營業額三五百萬元、每年死亡率卻高達25%。但是，明日的明星就在這些企業當中。他們是帶著智慧創業的，但是沒有科研條件是干不了研發的。但是讓初創企業去買幾十萬上百萬元的設備，是買不起的。所以政府需要解決的就是這類企業的科研條件，這也就是為什么軟環境建設非常重要。政府特別看重我們的科技租賃業務，恰恰就是因為我們東方集成通過科技租賃的方式解決了這類企業研發的實際困難。”

與此同時，深圳和上海張江科技園已經從政府層面推廣一個更有利的模式，東方集成一直嘗試在中關村推進這種模式：“我們租賃儀器給企業，政府采取補貼租賃費的方式補貼企業，這不就成了‘政府主導，企業受益’嘛！假設原來政府只能補貼一個億，通過這種方式實際上起到了一個杠桿和放大的作用，就能至少補貼3個億甚至更多。而且，這是市場化運作方式。最終，企業受益，拿到他們需要的儀器設備，而且速度還特別快；政府作為主導部門，也徹底解決大量管理的問題，同時放大財政支出的支持效益；我們東方集成也在更廣泛的平臺上推廣了科技租賃的理念。”

目前，這個“政府主導，企業受益”的支持模式雖然得到了普遍認可，但是還沒有任何政策落地的具體計劃和發揮更大的價值。

民營企業發展的吶喊者

在中國做企業，都有一個深切的感受：在中國現行體制之下，政府的支持對于企業和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艱難前行多年的節能環保產業，終于迎來融資的春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列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2010年國家發改委發改辦高技【2010】1093號《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當前推進高技術服務業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指出：“高技術服務業是高技術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增長引擎，對于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具有重要支撐作用。大力發展高技術服務業，是促進高技術產業規模持續增長，提升高技術產業發展質量的必然選擇，也是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迫切需要。高技術服務業主要包括信息技術服務、生物技術服務、數字內容服務、研發設計服務、知識產權服務和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等知識和人才密集、附加值高的相關行業。”

新的商業模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科技租賃符合各個關于高技術服務業的標準，但是，在國家支持的相關高技術服務業類別中卻看不到科技租賃的身影。因此，相關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導致本來觀念推廣有所困難的科技租賃遇到了更大的發展難題。所以，如今王戈甭管是出席什么會議，都充當著科技租賃業務的普及宣傳員的角色，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科技租賃，同時獲得政策支持”。雖然東方集成的業務增長很快，科技租賃業務更以每年超過100%的速度增長，但是王戈認為，“沒有政府的推手，這項業務的社會推廣不可能很快。”

關于上文提到的“政府主導，企業收益”的政府補貼模式，王戈認為企業應該更積極地向有關政府匯報，不斷呼吁，希望能讓更多企業受益于這種新的模式。

做企業的最能理解做企業的難。例如有些現實的困難涉及一些稅務政策壁壘等等。“比如稅收政策。這個業務重復征稅太高了。”

目前，東方集成購買儀器設備的投入已經超過億元，基于安全系數和風險分擔的考慮，國際上都采取轉租賃的模式。有些儀器四五百萬元一臺，使用率又不是很高比如SmartBits（SmartBits網絡性能分析系統是高端口密度測試的理想工具，適用于吉比特和十吉比特以太網、ATM、POS、光纖通道、幀中繼的網絡與網絡設備），東方集成可以通過跨國轉租賃來滿足少數企業的特殊需求。但是，“從儀器進口到交付給最終用戶，這中間會涉及的稅費有關稅、企業營業所得稅等。有時候還要轉租給國內的其他集成商，再出租給最終用戶那里。我們計算過，以100元購置成本為例，到最終用戶那里，最高情況下，每100元要上46元的稅。如此高額稅費，只有整個國家流轉稅體系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十二五”期間，中國將迎來自1994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改。增值稅要完全替代營業稅，成為覆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稅種，營業稅同時取消。由于營業稅納入增值稅后，增值稅實現了全產業鏈的抵扣，消除了重復征稅，其減稅效果將非常大。